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刚刚度过自己88岁生日的流沙河先生，最终离开了我们。上天非常残忍，有时候也嫉妒人的光辉。
流沙河
流沙河对成都的意义不言而喻。在这个城市，流沙河会像明星一样被人认出。作家周成林在《爱与希望的小街》中，写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四川省文联对面杂货店看到流沙河先生时的情景：“那是冬天，他系着围巾，裹了一件大衣，双手插在衣袋内，干瘪的核桃小脸我一眼就认出来。只是我生性不幸逆反，不论何时何地，遇到我喜欢与崇敬的人，我从不愿像超女粉丝那样大声尖叫释放什么激情，我从无追星习惯，也不热衷请人签名。所以，我只是偷偷打量他，内心激动，脸上平静。”
两年前，流沙河在腾讯大家讲堂开讲《诗经》，现场限制40人入场，虽然时间安排在周五的上午10点，最后进来的人仍超出了一倍。讲座结束，签名，访谈，已是中午12点半，流沙河先生想快步走出书店，但是被那些追星的青年拦住。他们要求合影，老先生也都爽快答应。
这就是文化。如今的中国，很多河流都消失了，在成都，很多以“桥”命名的地方，也找不到河了。但是，人们仍然愿意聚在一起听流沙河讲诗，讲这些在远古的河边发生的故事，是内心的呼唤，也是流沙河先生的魅力使然。研究《诗经》的专家不少，但能讲这么好的，恐怕还没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不用看任何材料，引用大量原文而不出错，仅仅这一点就不是靠PPT混教室的教授们所能及的。
这是纯粹民间的传承，是一个读书人漫长坚持之后的自然修为。这种坚持最初是由于兴趣，最后则发展为责任。除了讲《诗经》外，流沙河先生还在成都图书馆讲唐诗，每次讲两三首。这是成都人最大的福利。
↑沙河永恒——影像里的缅怀
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一首《就是那一只蟋蟀》，就是他的作品。我着迷的不是这首诗的主体部分，而是前言——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课本的注释告诉我，Y就是余光中，中国台湾著名诗人。
这是我对流沙河先生的全部印象，等我到了成都，知道他是本地的一个文化名人，很多餐馆、书店的店招，都是他写的，包括我最喜欢的“弘文书局”。他以自己的方式，滋润着这座城市。
他是这座城市的孩子。1956年，中国作家下回文学讲习所要留他在北京工作，他说不，不愿做北京人，“但愿循我灵魂之所安恬，做我的成都人”。
在成都北郊凤凰山，白天他不得不学习《红旗》，但是在夜晚，他仍然可以挑灯苦读《说文解字段注》这样的古籍，所谓“百日红旗瞒场长，晚窗偷得读书灯”。他的幸运，还在于能得到像车辐这样的老先生的支持。上世纪50年代，流沙河出第一本诗集，送给车辐时就写着“车辐吾师指教”。车辐不但知道他读书，在他劳改时，还帮助他拉车，“派来助我拉车的人多矣，唯先生最卖力”，“背心短裤，满脸汗尘，仍有那么多曲艺界乃至川剧界的老朋友向他鞠躬问好”。
这就是文脉。这种对文化人的尊重，在最寒冷的时刻，也能给读书人以温暖。一个城市的文脉，就这样得以传承。如今先生离我们而去，成都的读书人需要多么努力才能续上这千年的文脉？
想起前年一次讲座后乘车送沙老回家，他告诉同车的学生石地，让他多安排一些讲座，加快速度。石地说，加上图书馆的讲座，现在你每个月有三场了。沙老笑了：“我怕来不及。”他虽然豁达乐观，但是内心一定也有一种紧迫感，想抓紧时间多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他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守护者，这个城市永远也不能忘记他。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张丰
编辑 周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