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随着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在政府引导下，近来国有资本（包括国有企业和国资股东）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市场中，一方面是为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的压舱石作用；另一方面，也期望通过市场化改革，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增强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和回报率，缓解当前的税收与土地财政压力。
本文无意讨论国有经济的竞争能力、对市场活动的影响等主题，这方面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文献和结论。而是分析在目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及国有企业对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关系等。
先看两个例子：华润集团收购昆药集团和天士力集团，以及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告将出资5-10亿元增持云南白药集团股票。
华润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大型企业，并购一直是其重要的发展基因，无论啤酒、水泥、医药，都通过并购逐步做大经济规模。近期收购昆药集团和天士力集团的行为，热点在于被收购方的几个特征：（1）民营控股企业；（2）团队稳定，二代已经顺利接班，且市场化团队成熟；（3）盈利能力强，现金流健康，没有财务危机；（4）好的行业，好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布局，某些产品具有国内龙头地位；（5）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和企业家信心。
云南白药集团则更为特殊，曾有复杂而相对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产权结构体现为无实际控制人，云南省政府与民营企业新华都集团持股比例均为25%左右，整体上市时曾约定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增持股权。第三大股东云南合和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是国家烟草公司，但“云南中烟”当然也受云南省政府的影响。近一年多以来，云南白药集团的董事会与管理层变动基本完成，进入相对稳定和良好的状态，从经营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分红能力、净利润、毛利率、现金流等财务指标，还是战略升级、聚焦主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都已明显走入快速且健康的发展轨道。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公司作为云南省政府的国资运营平台，本次的股票增持行为，或许是认为目前云南白药股价被低估，仅为了获得二级市场的股票收益，也或许是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表明国资股东继续支持云南白药的发展。近期，有多家上上市公司公告了国有股东的增持公告，市场上对云南白药的国有股东增持也产生了非常多的解读，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1）云南省政府会再度拿回控股权么？（2）云南白药的市场化管理机制是否会受到影响？（3）良好、平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会不会被打破？（4）董事会是否能继续按国有股东“管资本”的模式运行？（5）管理团队是否依然由董事会以市场化方式选聘？（6）战略决策等重大事项管理是否继续按市场化方式推进？
一、理性看待股东的增持和减持行为
云南白药的公告显示，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公司最高将耗资10亿元增持云南白药股票，目前已增持78.87万股，持股比例25.24%。云南白药作为中医药行业的龙头企业，其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一直备受市场关注，增持公告引发了市场对“国进民退”或“再国有化”的担忧。虽然公告已明确表示，国资股东的增持行为不会改变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也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但市场上不断有声音猜测，国资股东是否在考虑重新加强控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市场化改革是否会倒退？甚至，也不乏有观点提出，国资股东可借机“拿回”实际控制权、改变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平衡状态。
实际上，股东增持或减持股票，很多时候仅仅是股东基本权利的一种自由表达，即使在国企改革有争议的今天，也有很多国有股东在减持股票。我们看到国资股东减持股票时，不会立刻认为是“国退民进”；我们看到国资股东增持股票时，也不宜简单认为是“国进民退”。真正值得思考与注意的，恰恰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股票增持行为，即使将增持金额10亿元全部用完，也就能增加了1%的股权比例，这样极小比例的股权变化，为什么会被市场敏感解读和放大？
今年以来，类似云南白药这样的国有股东增持行为，并非个例。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7月10日，2024年内已有1215家上市公司发布股东/高管增持公告，增持主体以实际控制人和高管团队为主，重要股东在今年内合计已实际发生的增持金额425.45亿元，较2023年同期增加近50%。其中，大秦铁路、东方盛虹、江苏银行、荣盛石化、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公司，实际增持金额均超过10亿元，这些增持行为中，有不少国资股东，但更多的还是民营企业。
分析上表案例可以看到，增持股票的股东，既有国资股东也有民营股东，都是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而已。仅凭增加1%的股权比例，就判断国有股东可能有意拿回控股权有失偏颇。
二级市场已经低迷较长时间，党中央、国务院、证监会多次倡议股东增持、回购股票，以提振市场情绪和投资者信心。资本市场低迷时，优秀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低于公司内在价值。
比如，云南白药2024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显示，经营业绩创历史最好水平，归母净利润31.89亿（同比12.76%），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32.61亿元（同比增长44.82%），管理费用同比下降4.95%；聚焦核心主业、战略保持定力、优化业务结构，“中药”和“创新药”并重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启动；去年到任的董事长在工业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和领能力，重视人才、研发和科技创新等长远发展，国有股东新选派的董事也是医药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士，董事会与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配合默契；董事会和核心管理团队高度组织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在提质增效、运营效率、成本与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再上新台阶，聚焦“质量、成本、效率”三要素深度挖潜，效果显著。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股东的增持股票行为，既表达出对企业价值和未来发展的信心，也能通过股票增值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为政府的股权财政做出实质贡献。其实，这也正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调整布局的目标：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主要通过国有股权运营公司的“管资本”模式，动态调整股权比例，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表达政府诉求、国资股东意见，但经营上则完全市场化。在充分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并不适合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拐杖和工具。
二、客观分析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控制权的现象
再来看看另一个现象：今年以来，国有资本收购A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案例频现。通常，上市公司控股权变更的原因主要有：（1）面临财务危机，需要纾困；（2）企业转型，有改变主营业务的战略需求；（3）原实际控制人无心或无力经营；（4）被迫转让，包括但不限于解决股权质押等流动性危机。
接手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既有中央企业、地方国资，也有民营企业，但近期国有资本公告的数量确实更高。对地方政府透过国有资本收购民营上市公司控股权的行为，也需要客观分析收购背后的各种因素和背景，避免过度解读和上纲上限。
国有资本收购民营上市公司控股权，有的仅仅是出于财务投资的动机，是纯粹的市场化行为；有的是地方政府为了帮助辖区内上市公司度过财务危机（纾困），因为对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而言，保住一个上市公司有其重要价值（税收、就业、产业带动等）；还有的地方政府和国资股东，是从股权财政考虑，认为在目前产业竞争激烈、房地产与基建类投资下滑严重的情况下，控股上市公司有助于发展地方经济（融资、产业链、股权收益等）。当然，也不排除会发生个别特殊情况，民营股东与国有股东不能公平谈判，被压低收购价甚至被迫收购，但此类情况极少，毕竟在社会主义法制经济环境下，个体与个别行为并不能代表国家坚持的改革方向，相信会被纠偏与较正。所以，对于网络上的各种讨论，比如国有资本大举收购究竟是你情我愿的公平交易，是雪中送炭还是趁火打劫，需要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不应带有民粹主义情绪地认为应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让政府和国有经济掌握资源配置的一切权力。
国家为股东的增持、减持、收购等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党的十八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三、从“管事”和“管人”变化到“管资本”，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路径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目前正面临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较大压力，处于爬坡上坎和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承担着重要角色，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融合发展，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化市场化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均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积极促进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相互融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一是要提高市场化经营效率，二是要支撑和引导中国经济走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分析，本文不再专门赘述，引用陈清泰先生的见解如下（略有删减）：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国有企业改革也进行了40年，从现代企业理论和国企改革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部分，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管资本为主、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发展混合所有制。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国有经济改革的基本命题是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以及如何结合，即在保持较大份额国有经济的情况下能否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有企业改革的命题，由“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
国有资产资本化是化解诸多矛盾的关键。管资本是改革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实现形式，即由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转向价值形态的可以用财务语言清晰界定、有良好流动性、可以进入市场运作的国有资本。国有资产资本化可以实现以下三个目标：（1）国有企业进行整体的公司制改制，政府从拥有企业转向拥有资本（股权），并委托专业运营机构持有和运作，这使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再有直接的产权关系，为政企分开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有股东而没有“婆婆”，对国有企业的再一次解放。（2）是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后，国有投资机构的所有权与企业法人的财产权分离，解除了国有资本与特定企业的捆绑关系，企业自主决策做大做强，国有资本追求投资收益有进有退，国有资产资本化是对国有资产流动性和效率的解放。（3）政府在“管资本”而非“管企业”的制度安排下，可以站在超脱视角，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对政府也是一次解放。国有资产资本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从根本上理顺长期困扰我们的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化解转轨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国有资本的预期效能主要通过市场而非行政力量来实现，这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从而保障我国在保持较大份额国有经济的情况下，实现中央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实现四个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发展混合所有制放到了突出的重要位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为国企改革设定的许多目标需要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来实现。在新形势下，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实现四个目标：（1）混合所有制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股权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股权比例可动态变化，加上国有股权运营机构的隔离，政府直接干预实体企业的依据消失，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顺理成章。（2）消除所有制的鸿沟，促进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继续严格界定“国有”“民营”已经失去意义，政府应弱化直至取消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区别对待的政策，促进实现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3）提高全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和效率。各类资本的交叉持股将打破资本跨所有制和跨区域流动的壁垒，改变资本按所有制和区域被“板块化”的状况，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场，总体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4）改善公司治理。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将“融资需求”与“转制需求”并重，注意形成良好的股权结构。在多元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制衡能力增强的情况下，维护各自的权益将主要通过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实现，为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条件。
国有股东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应以“管资本”为主，帮助混合所有制企业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推行市场化的经营管理。但实践中，由于一些因素和观念未能消除，很多国有企业虽然已经变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但并未完成实质性改革，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仍具有普遍性。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不是仅停留在股权结构上的“如何混”，更要在“如何改”方面下功夫，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才有可能提高企业的活力、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条件和合适土壤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但前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现在同时叠加了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转型升级压力，中国经济要走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必须真正重视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通过创新来驱动和支持经济发展。
但是，创新有其困境，创新极其不易，没有创新的条件、土壤和环境，创新是一厢情愿的空话，也就很难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各种复杂局面。
恒隆集团陈启宗先生对中国与美国的情况都十分了解，关于外部环境，他认为，现在中国面对的局面，是第一的大国要打压第二的大国，是真正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承受过那么大的压力，从前的苏联也没经历过，中国面对这个复杂环境，短线应对策略很重要，但国家考虑的长线应对策略更重要，就是必须在科技方面下工夫。
在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压力的同时，我们更要知道创新的艰难与不易。首先，创新具有非常大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天发生的技术创新，在3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同样，我们也无法真正预测未来30年会产生什么具体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成就，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花费了巨大的资金、时间与人才投入后，当训练参数达到千亿级以上，才有可能大力出奇迹，实现一定程度的智慧涌现。而对AI的未来，现在我们也同样无法做出准确预测，只能对AI发展的趋势做出基本判断。因为创新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我们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就不可能提前做出完全正确的规划和计划，也没有办法形成基本共识，企业家精神就应运而生。中国要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要依靠大量企业家和社会单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依靠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努力，需要企业家精神和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创造多元化的包容环境，形成丰富的多样化生态，才能让创新自由生长。举个例子，企业家并不是依靠预测和计算来做决策，而是按照自己的直觉、想象力和判断做决策，并通过市场来证明或证伪，但管制经济或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管人+管事），由于没有容错机制，没有与风险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必然会限制企业家精神，导致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决策者（包括国资股东代表和背后的政府决策者）不能完全做出创新所需要的风险决策。
第二，需要有保护创新成果的制度保障。如果我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速下行是一种趋势，但又要通过创新来找到增长点，应该坚持：（1）继续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尤其是对物权、知识产权的保护，让已经上升的社会整体成本再次降下来；（2）如国家所倡导的一样，坚持对外开放，再难也要尽最大可能融入到国际市场；（3）必须真正想办法实实在在的支持和推动创新，尤其是创造创新的良好氛围和制度环境。
国家已经极重视科学技术与创新发展，出台了若干重要的政策文件，但创新更关键的还是要通过产权制度来保障，让企业家与全社会有信心，相信未来，相信个体付出的努力、承担风险所取得的成果会受到法律的真正保护，愿意对技术、研发等创新活动坚持长期持续的投入，才有可能在复杂环境下获得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增长。
除了顶层的政策文件之外，微观领域的实际行为对创新更是至关重要。现在各地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发展与财政压力，在我们的体制环境下，如不能对公权力有所制约，各地为缓解短期财政压力而做出“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的概率与数量必定会快速增加，如无法制的有效约束，不但会“鼓励”地方“乱作为”，更会严重的伤害全社会尤其是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
五、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形式，也是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全球范围内，国有企业并不是中国特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有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作用。比如，法国的电力巨头EDF、德国的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巴西的石油公司Petrobras，都是各自国家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中国当然依然需要国有企业，尤其是在那些非竞争性领域、关系国家安全与命脉的领域、以及需要巨大投入且短期不会有较大收益但长远对国家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国有企业应该勇挑重担与责任。
现阶段，我们生产要素市场的竞争还是不充分和不完全的，各种股权获取生产要素的能力不同，不同类型的股权本身反映了不同的稀缺资源。国有资本可以影响战略方向，起到的压舱石作用；民营资本则着重发挥创造力，不断满足新的市场需求，把水搞活，激励创新。混合所有制企业具有较好的创新效率和发展潜力，这主要是因为产权结构更加合理，当国有产权不具有绝对控股地位时，整合各方优势，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原有的产业优势进行发展。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容易得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的结论。但是，从激励机制和理性行为角度看，没有民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就很难发生普遍的创新与真正的转型。纯国有经济不必面对完全的竞争压力，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创新的动力，或者创新的总体成本会过高；即使创新有成果，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相应回报；但如果创新不成功，却要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但创新的失败数量必然大于成功数量。另外，当市场资源越来越多的由政府和国有经济掌握时，出于希望“结果正确”的美好愿望，为了不出差错，使程序能留痕，必然会制订越来越多的规定来“管理过程”，最终会导致越来越繁琐的文件、讲话及要求，然后，进入寻求“流程正确”而不顾效率的状态，忘记美好愿望是“结果正确”，抬高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成本，结果是抑制了创新，而不是推动了创新。
对大部分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市场化改革，去除行政化，建立实质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好企业与政府、员工、市场之间的有机相连问题，国有股东通过”管资本”的方式，不仅提高了流动性，也为政府、国有股东、企业等各方松了绑、减了负，其实是降低了社会整体成本，提高效率，当然也就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科技创新创造了条件和土壤。
当前，因为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基尼系数（收入分配）的确在恶化，互联网上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现在我们到处可以感受看到公职人员与普通人的差别（考公考编有增无减）、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国有与民营的差别（比如“央国企”成为一种新称谓）。越是这样的时期，越应该理性、清醒的认识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六、结合股东利益与国家战略、平衡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是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效进行评价，不是件容易的事。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要符合“企业的本质”，同时国有企业还要承担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国有资本有其使命和责任。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拐杖和工具，国有企业既要保增长、稳就业，又要为短期内增加税收、获得国有资本收益的财务目标，更要承担国家的战略使命（提升国家科技力量，形成创新驱动的主力军）。
有观点指出，国企改革“混得好”的基本标准，是能引进合适的外部投资者尤其是非国有投资者，管理层和骨干员工愿意以相同定价出资成为股东；国企改革“改得好”的基本标准则包括：（1）建立科学的短、中、长期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放弃计划模式下的工资总额管理，实行市场化的工资薪酬机制，置换国有职工身份，形成市场化的员工管理体制；（2）确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和决策机制，不再按国有企业法人层级逐级上报，提高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3）国有股东只“管资本”，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股东权利，所持股权成为具有流通能力的“标准股票”，想增持时“买得进”、想减持时“卖得出”。
如果用这个方法去评价云南白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难发现，其“混”与“改”都是相对成功的，应该维持和继续推进云南白药的市场化改革成果。2016年云南白药控股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245亿元社会资本，2019年上市公司通过对控股股东的吸收合并，实现云南白药的整体上市，成为云南省首家市值过千亿元的上市公司。从财务数据来看，云南白药的营业收入从2016年的224.1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391.1亿元，净利润从2016年的29.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41.2亿元，研发支出从2016年的0.9亿增长至2023年的3.44亿元，2024年上半年各项财务数据更是创出历史新高。前几年，云南白药遇到的事并不小，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所有制结构和平衡机制，没有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果的支撑，或许经营业绩会受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企业长远发展极重要的创新投入，估计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
我们更要客观评价云南白药对国有股东贡献的短期财务业绩以外的价值，这对地方政府和长期目标而言更显重要：新任董事长带领董事会发挥在工业管理、先进制造、创新驱动、研发投入等方面的长板，尤其是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下，与市场化经营能力优秀的管理团队紧密团结，坚持价值导向，不仅强调战略升级和聚焦主业，打好“中药”和“创新药”两张牌，持续聚焦“质量、成本、效率”三要素深度挖潜增效，且能更深刻的理解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发展要求，聚焦云南省 3815 战略目标，主动融入、服务和支撑云南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工程，以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云药资源高质量发展‘链主’企业”为使命，积极发挥龙头链主型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在更大发展格局、更高发展能级中实现价值创造，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责任，完成政府和国有股东的长远战略目标。
再看另一个例子，东航物流。东航物流是中央企业东航集团的子公司，主要经营航空货运物流等业务，有6000多名员工，2016年底时资产总额52亿元、净资产7.38亿元，2016年营业收入58亿元、净利润4.8亿元。2017年，东航物流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联想、普洛斯、德邦物流、绿地等社会资本，并且建立员工持股机制，形成国有股东持股45%、社会资本持股45%，管理层与核心员工持股10%的股权结构，并对董事会进行了改组，普洛斯和联想派出的董事自混改完成后一直稳定至今。东航物流混改后，原有的管理团队放弃央企干部身份，转化为市场化聘用和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成功地实现了市场化转型。这种稳中求变的方式，使得东航物流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兼顾了效率和稳定，推动了公司的持续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东航物流获得了22.55亿元的社会资本，放大了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实现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东航物流的营业收入从2017年的76.65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06.2亿元，净利润从7.4亿元增长至28.5亿元。2021年6月9日，东航物流顺利在上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混改前，东航物流的净资产7.4亿元（即国有股东的持股价值），按混改时的估值计算，则当时东航集团持有东航物流的市场价值约18.5亿元；上市后，东航物流的市值高点约444.6亿元，东航集团的持股市值约180亿元。按照净资产值计算增值23倍，按照混改时的估值计算则增值9.7倍，即使按照东航物流的市场最低点计算，国有股东持股价值在混改后已增值10倍多。
云南白药与东航物流混改后的发展情况，可以证明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路径，应该要珍惜、维护改革果实，更大力度地推进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经济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国有企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通过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强调国有股东动态“管资本”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的本质”和市场化能力，调整好生产关系，降低政府与社会的整体成本，提高生产力与效率，才能帮助政府实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目标，用股权财政替代土地财政，用创新驱动替代要素驱动，将企业的中短期财务目标和国家的长远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
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样性的经济主体和各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努力、协同发展，并大胆试验。国有经济主要应该去干国家想干、应干但民营企业没有能力干的事，勇担重任、主动创新，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帮助国家实现长远战略目标。
在充分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应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的运营模式，以“管资本”为主，以市场化方式提升国有股权价值，在获取投资收益的同时，支持企业深化改革、做大做强，进而拉动就业、增加税收、形成有特色的地方产业体系。在目前社会环境下，民营股东也有可能更趋向于短期收益，国有股东应该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引导、影响民营股东，共同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重视长远发展，加大研发及创新投入，提高员工收入。比如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是，经营净现金流充沛的企业应该对投资者分红，但现金分红率应该多少合适？大比例的现金分红与留存现金投入到长周期的创新领域（目标是提升企业内在价值），到底哪个更重要？均衡点在哪里？如果民营股东的持股比例也较高，民营股东何尝不想提高现金分红率，以尽快收回投资成本。在引导企业提高经营业绩、重视长远目标、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同时，国有股东要注意控制亲自下场管理企业甚至干扰经营的冲动，要“限制使用权力”而不是“放任使用权力”，因为国有资产背后隐含着公权力，而任何使用公权力的行为都应该是谨慎的。
其实并不难想象，如果云南白药还是一个纯国有企业，依然按照传统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管事+管人+全过程层层审批），在目前大环境下，如何能选拔到能力出众的市场化人才（经营管理和研发创新）？如何才能真正创新？如何保证做出高质量的风险决策？研发与营销应该如何投入？如何选择、开发单品？如何投入周期长、风险高但长远极重要的创新药？通过“三重一大”等流程来商议创新投入，参与讨论的干部的理性选择必然是逐步躺平或不作为，或全部投出反对票，因为不做不会错，多做就会有多错的概率和风险，躺平在短期内一定是最安全、最有利于自己的，但又确实会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创新发展。我们不应苛求国有股东的每个干部都要有担当、有责任感、敢于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尤其是风险投入承担责任。但没有创新，又何来高质量发展？企业如何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第二增长曲线何时才能完成？
云南昆明曾召开过世界生物多样性大会，多样性对自然环境非常重要。同样，发挥多种所有制的各自优势和特点，形成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非常重要，保持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珍惜呵护改革成果，大胆尝试，在发展过程中检验改革路径与改革方式正确与否，无疑是更明智的选择。云南的国企改革样本中，既有央地合作、兄弟省市合作，也有国有资本完全退出的案例，还有先出售给民营企业、然后再收归国有的案例，而云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样本，无疑是云南白药集团。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在举行纪念座谈会时强调，必须继续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创者，小平同志坚持改革开放，实事求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人才（包括企业家），对创新要大胆尝试，尤其强调“要松绑”。在中国经济面临国内外复杂环境、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市场化改革，培育好科技创新的土壤和环境。